大陆家风吓退台湾

神遛哥

本报讯（记者：陈事美）央视又发疯，到处问家风。话说百姓家风很重要，但执政党的家风更关键。执政党的家风如何？相信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家风不正，如何国泰民安、如何国强民富？就说游子台湾，赌气出走，一直南漂，漂泊六十五年，真的要回家了，但为何迟迟不归呢？你这号称母亲的人，经常左一个温情，右一个柔情，为何没能感化游子？难道不是大陆的家风问题吗？本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可能，很可能是的！本报整理了两篇旧文，一篇是大陆学者所作，一篇则是台湾学者所写，看看在不同视角下，台湾为何不愿意统一。

张宏杰（渤海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电视政治
接触时间一长，你会感觉到台湾人身上的优越感。他们的优越感，不是建立在经济上。他们知道大陆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台湾。几乎每一个台湾朋友在和你聊天时都会问:怎么样?看到电视上打嘴仗了吧!台湾人就是这样，什么事都可以批评。
台大教授说:“台湾政治对社会的影响力其实是很有限的，比如，政治是管不到大学的。政府只负责给大学拔款，别的，什么都管不着。在台湾，一流的人才都不在政界，而是在商界和学界。其实，一个正常的社会，学者只要做好学问，商人只要做好生意，其他的都不用他关心。”他的声音里透着某种自豪。
在其他场合，台湾人都是那么“温良恭俭让”，女人说话嗲兮兮，男人有点娘娘腔，文明得有些“文弱”。只有在有关政治的论坛上，火药味十足。
台湾的电视乏善可陈。那些滥得不行的综艺类节目对大陆人来讲一点也不新鲜。因此每晚只好锁定在政治类的节目上，听台湾人在电视上唇枪舌剑。
好在这样的节目不少。在台湾的那几天，正好赶上“中正纪念堂”改名。四五个频道长篇大论地讨论这个话题。请的来宾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反对改名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支持。反对派呈一面倒的压倒之势，对在坐的民进党政策会副执行长极尽嘻怒笑骂之能事。这位副执行长连话都抢不到，十分可怜。好容易抢到发言机会，他说，要把“蒋庙”改掉，是因为这是一座象征“威权政治”的建筑，建筑理念充满专制精神。
旁边的一位民意代表马上拦住说:“胡说!现在的‘总统府’不也是威权政治的建筑吗?要知道，那是日本总督府啊，为什么陈水扁还住在那里……”
那个戴眼镜的民进党说:“所有这些威权时期的建筑，都应该改名。因此，党内的主流意见，是迁都，迁到中南部去……”
民意代表又打断他:“纯粹放屁!迁都?迁到中南部?这明显是为了选举。中南部是你们的票仓，你们提出这个建议，不过是为了讨中南部的好……”
看台湾的政治类节目，一言以蔽之，就是“百无禁忌”，谈什么都可以，怎么谈都可以。越是老百姓，越是民意代表，越是要骂人。越出惊人之言，就越受欢迎。
从长时间的威权统治下解脱出来，物极必反的“反威权”心态正盛。长时间不许开口后，“嘴瘾”现在正浓。这也是台湾议会打架风盛行，“政治乱象”不断的一个原因吧。

“台湾式民主”
在台北，我遇到的学者对陈水扁都没有好感。人们普遍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权力狂，为了谋取选票不择手段。
不过，在高雄，到火车站接我的司机却激烈地为陈水扁辩护。这位司机说，所谓陈水扁的贪腐案，性质和马英九的特支费案是一样的，都是制度上出的问题。这些特别经费，大家原来都误以为是津贴性质的，所以才会用于个人消费上。谈到礼券案，他说，礼尚往来嘛，朋友要送吴淑珍东西，又不知道她喜欢什么，就送些礼券啦。
似乎陈水扁毫无过错，所有的问题，都是环境和他人造成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深绿”的典型心态。台湾的政治地图是“北蓝南绿”。收入高、教育高的人集中于北部，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有执政经验的成熟大党，而民进党从上层到下层，素质都很差，除了搞选举，一无所能。一位教授曾这样和我说:“陈水扁，不过就是一个本科生嘛!”“两低一高”(注:“年龄高，学历低，收入低”)的农民、“本省人”，南部居多。他们是民进党的主要支持者。
政大的一位教授曾不屑地说:“民进党执政这么些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最受伤害的就是支持民进党的人。可是，他们还是听信陈水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没长脑子，没有分辨利害的理性。”
民进党搞民粹主义、族群分裂，尽显民主的弱点与漏洞，这是我接触的台湾学者对台湾式民主的普遍看法。谁掌握了用意识形态迷惑老百姓的技巧，谁就可以获胜。他们说，这种让人无可奈何的“台湾式的民主”让他们对政治不想过问。然而，即使如此，他们也认为，最坏的民主好过最好的专制。毕竟，一切都被放在了阳光下。他们相信，台湾人交了学费后，总会明白过来。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的运作，是要付出时间和代价的。
出乎我意料的是，台湾的学者大多数对以清廉自持的马英九也没有什么好感。政大的那位教授就说，马英九才具平平。如果做一个大学教授，或者一个律师，会做得很好。可是搞政治，他缺乏魄力，也缺乏手腕。台湾需要的是蒋经国那样有大心胸的领导人。至于王金平，只不过是一个政客，而不是政治家。
另一位学者则说得更极端。他说，国民党是一个带有浓厚封建气息的政党，他们的领导人要靠上一代提拔。马英九就是这样被提拔上来的。这样一个政党，是期待圣人贤王的，马英九就是要做这样的道德领袖。其实，一个民主社会，是不需要道德领袖的。谁也不可能做一个完人。

“为什么不统一”
从台北开车出来，不到半小时，就来到了台湾海峡。大海波涛不定，海风挟来浓重的海腥味。曾教授指着西北方向说，那里就是福建。极目远眺，似乎可以看到些什么，当然，这一定是错觉。
从台北出发，只需要四个小时，就到了台湾最南端。站到高雄港边，眼前仍然是一片无边无际动荡不定的浩瀚苍茫。在台湾这片土地上，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孤独感。这片纺缍状的岛屿，太狭小，太孤单。
每一个大陆人和台湾人坐到一起，不可避免地谈到一个话题:“统一，还是分裂”。
辅仁大学的一位学者，自称站在“理性”的立场上，对“大陆观点”和“民进党观点”各打五十大板。他说，统一还是分裂，要从“利益”这个角度出发。大陆人往往认为，统一是先天地，不需论证地“好”。民进党人则认为，“独立”代表了“正义”、“真理”、“进步”。台湾人考虑问题是现实的。让他们选择统一还是分裂，他们只会有一个考量标准，那就是对自己有没有利。统一了，大陆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将更方便、更顺畅地为台湾人所用，两岸交往成本也会大大降低。唯一的阻碍，是政治。台湾人的政治理念和大陆差别太大了。台湾人认为，民主政治才是可以信赖的，其他政治类型的不稳定性太多。
在高雄，我和那位支持民进党的司机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看法居然与辅大的教授基本一致。他说，用屁股想都会知道，大陆那么大，如果政治再民主了，对台湾当然有吸引力，为什么不统一?毕竟，我们的祖宗都是从大陆来的啊!

龙应台（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意思就是：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