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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钧
长春围城
一九四八年秋天，长春、沈阳、锦州已成“最后的黄叶”，共军则发起“最后一阵秋风”。十月七日长春坠落，十月十四日锦州坠落，十一月二日沈阳坠落，二十五天内三大据点失守。十一月四日“国军”自动放弃葫芦岛，撤出军队及“义民”十四万人。
东北决战应该居“三大战役”之首，时间最早，影响也最大。依共方资料，东北交战，“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物资财力的耗费无法弥补，国际声望下坠无法恢复。张正隆著《雪白血红》，引《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共军出关十三万人，内战期间发展到一百七十五万五千人，东北全境解放时有共军一百三十万人，此时东北共军的武器装备战力超过关内的共军，士气尤其高昂。大军进关投入华北战场，五十八天内消灭“国军”五十二万人。
那时我虽在关内的补给单位供职，补给地区却在关外，我们的眼睛一直望着东北，我们对东北事事关心，也事事揣测。最后突然有一件大事发生，使我惊骇莫名。那就是长春围城。
一九四六年四月，“国军”收复四平，北进长春。然后“国军”的力量由巅峰下降，一九四八年，“国军”打算放弃沈阳长春，固守由锦州到山海关的辽西走廊，与平津相呼应。东北解放军的最高指挥官林彪主张，让长春的“国军”走出城来，半路截击，予以消灭。那时“国军”只要走出城垣碉堡，就对大地山河满心恐惧，察哈尔和河北的“国军”撤退时惊魂不定，一个解放军战士可以俘虏二十个“国军”士兵，一个班可以俘虏一个营，十几个人占据一个村子，可以使兵团进退两难。林彪的作战计划稳操胜算，可是毛泽东要林彪包围长春，严密封锁，不许一根柴一粒米入城。六月围城，十月占领，民间传言饿死三十万人。依解放军作家张正隆引述的资料，长春市饿死十二万人。林彪不失为军人，毛泽东毕竟是“阴谋家”。
那时我在秦皇岛，长春大饥饿的悲惨状况零星传来。市民严重缺粮，一座大楼换一斤米，一个大姑娘也换一斤米，先是满街抢劫，后来一家人互相抢东西吃，幼子幼女先饿死，大路边，树底下，都是尸体，他们出来找东西吃，什么也没找到。“国军”鼓励市民出城，共军把他们又赶回来，成群的人跪在共军的阵地前哭号哀求，最后死在“无人地带”——惨无人道的地带。那时国际间没有一声谴责，南方的学生还一个劲儿向国民政府“反饥饿”！
傅作义为何易帜？
那时共军规定，“国军”官兵如果带枪出城，交枪可以放人。有一位连长以手枪换路条，连夜过沈阳出山海关，投奔“上校爷爷”。他面色青白，语音如垂危病人，演戏说话有“气音”，气胜于音，以气代音，这位连长用气音说话，有气其实无气，没有“士气”，看见了他，我才明白什么是士气。他常常深夜梦中痛哭，哭声倒是很大，惊醒众人。
连长告诉“上校爷爷”，军中缺粮，“国军”空投接济，粮袋落下来，各部队派人抢米，自相残杀。他说天天看见老百姓饿死，长官还要派他到民家搜粮，“只要他们不派我去抢老百姓的粮食，我不会逃跑。”他说城门以外，共军阵地以前，老百姓的尸体带状分布，好像给两军画出中线，这是因为垂死的老百姓出城以后，既无法通过共军的封镇，又不准再回到城内，多次往返奔波，再也无力支持。
连长说，共军士兵看见饥民跪拜痛哭，也流下眼泪，但是他们坚决执行命令，饥民不听话，照样开枪打，他也看见带伤流血的尸体。他说共产党真厉害，怎么能把兵训练成那个样子，“人民的军队爱人民”，多年的训练可以一夕翻转，执行任务时可以“违反原则、违背良心”。他说“国军”官兵无论如何办不到，格老子伤阴德，老子不干，他会偷偷地放过饥民，或者自己偷偷地跑掉。他说黄泛区会战的时候，共军用“人海战术”进攻，死伤太多，“国军”打到手软，射手把机枪往地上一丢：“老子不打了！”连长掏出手枪，指着射手的太阳穴，射手扑通跪下：“连长你枪毙我吧！”射手哭了，连长也哭了，说着说着“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个连长。
我觉得，消灭长春的“国军”，林彪的办法比毛泽东的办法好，毛这样做“毫无必要”。后来才知道他有必要，他这一招吓坏了傅作义。一九四九年初，共军包围北平，傅作义恐惧长春围城重演，接受“局部和平”，二十五万大军放下武器。世人都说北京是古都，必须保护文物遗产，以免毁于炮火。毛和傅都心里明白，文物遗产，一定无恙，只是再饿死几十万人，这是土法炮制的“中子弹”，傅作义的投降宣言“以我一人之毁灭，换取数十万人之新生”，要从这个角度解读。
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缴械后，解放军司号员吹响胜利的号角。
何世礼收容溃散兵
我青年时代的老板，中国时报的余董事长，曾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八〇年他在纽约，他和报社驻美人员聊天的时候透露，当初“国军”出关，攻下四平，“国民政府”蒋“主席”命令停止前进，杜聿明坚持拿下长春，蒋氏派白崇禧到东北处理。他们在火车上开会，白对杜说，你如果有把握拿下长春，你可以去打，我负责任；如果长春拿不下来，你自己负责任。杜一举攻入长春，这才有后来的大围城，大饥饿。有人抱怨“国军”没有渡过松花江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如果真的深入北满，会不会再增加两个长春？……当年我们的副团长要“整”我们的连长，最好的办法是派我们这个连到长春，可是官场斗争之道是把你最麻烦的部下留在身边，副团长也像杜聿明毛泽东，一念之差多少生死性命。
长春围得久，东北垮得快，我们身不由己、脚不点地，离东北越来越远，长春围城的消息刺激甚深，围城的详情所知无多。直到一九九一年读到张正隆写的《雪白血红》，他以四十二页的篇幅写长春围城饥饿惨象，前所未见。此书从中共的角度全面扫描东北内战，除了功勋显赫，也暴露了“恶行重大”，既揭开“中共文宣的粉饰”，也洗去反共文宣的涂抹。它显示伟大的功业与卑鄙的行径有某种共生关系，人类历史的进展，很可能是上帝和魔鬼相辅相成。
我在秦皇岛“国军”的后勤单位服务，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收容东北溃散的官兵。港口“司令”何世礼表现了卓越的指挥能力，他加强已有的防御设施，重兵把守，阻挡来归官兵于铁丝网外，这些人饥寒交迫，我们立刻送去大米和菜金，他们穿平民衣服，昼夜跋涉，从小路翻越长城缺口，我们送上一套新军服，然后军事当局派卡车来，把他们集体运走，设法安置。这件事做得相当圆满，那时溃散官兵在南京、上海、青岛外围都有严重的纪律问题，却没有在秦皇岛造成任何困扰。
溃散官兵未必全都慌不择路，有些人想进秦皇岛，因为这里有他们的单位或亲友。港口司令部设想周到，事先印好一种申请表，溃散官兵可以申请跟某某人见面，只要有人愿意接待，签名负责，他可以来把申请人领走。这种规定也是秦皇岛独有，赖何世礼将军的德政，我的老同学袁自立找到我。我带他理发、洗澡、换衣服、安排工作，他告诉我沈阳怎样不守，东北行辕主任卫立煌先坐飞机出走，沈阳市瘫痪在地上，等解放军收拾。他星夜疾走八百里，穿越战场，“国军”炸毁了大凌河的铁桥，但没有完全炸断，他攀住弯曲的铁梁匍匐而过，解放军围困锦州，挖了许多壕沟，他跳下去再爬出来。沿途多少死尸、野狗、废炮，空中飞舞盖好了大印的空白公文纸。
离开秦皇岛前夕
秦皇岛和葫芦岛是东北“国军”的补给港，东北既已不守，两港随即放弃，秦葫港口司令部撤销，我和袁自立寄身的联勤补给单位调往塘沽，考其时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前一天，驻守山海关的“国军”撤到秦皇岛会合，二十四日黎明时分，全部到码头登船。
我在秦皇岛结识了一位眼科大夫栾福铜先生，相处融洽，他是一个有爱心的基督徒，撤退的行动秘密而匆忙，我没有向他辞行，到了码头，才知道船舰要下午才离港，我想此时市民都知道我们要走，保密已无必要，何不回到市内跟他告别？
我的行为太鲁莽了！进了市区，才知道全市寂静如死，商家住户的门都关着，街道上没有一个人影，公共汽车停驶。栾大夫诊所的门关着，我上前敲门，他打开了门，他还坐在诊所里等着救人。他并没有叫我坐下（幸亏没有），我俩站在诊所里，他为我祷告，他左手拉着我的手，右手蒙着自己的脸，眼泪从他的指缝里流下来。
回到码头，船舰仍在，我不知道船舰一直升火待发，随时可以离港。今日读史，据说我回到市区的时候，冀东军区独立第八团还不知道秦皇岛已无守军，这怎么会？当年共军情报何等灵通！事实俱在，秦皇岛空在那里等新的主人，想想看，那又是一个我最危险的时候，军队行动“人不离群”，我犯了大忌。
回到码头，正值港口司令部派兵搜船，搜出一些穿军服的少女来，她们每人都爱上一个青年军官，难分难舍，军官的同事们掩护她们上船同行，家长发现女儿失踪，跑到港口司令部投诉。她们虽然换上军服，但是军帽盖不住长发，加上身材曲线，一眼就可以认出来。军法无情，码头上一片抽泣之声，女儿哭泣，女儿的母亲哭泣，青年军官也擦不完眼泪。那时我心肠硬，只觉得军纪废弛到这般地步，没人顾虑集体的安危，怎么不怕中共的地下党带着炸弹来！
（摘自《王鼎钧回忆录》文/王鼎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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