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3、传奇藏经洞篇

跟随导游，我们来到了三层楼。三层楼是晚清道士王圆箓于1906年主持修建，一层就是16窟，而著名的17窟藏经洞就凿于16窟内。早就等不急了，赶紧进去看看看吧。

一、藏经洞的源起

16窟布满千佛的壁画。莫高窟许多洞窟内，在绘制主题经变故事画的周围往往都绘有这种千佛壁画，这也是莫高窟又称“千佛洞”的由来。

窟顶“贴金”藻井，显示该窟的建造规格很高。而凤居中的设计，应是当时女权专政时代背景的体现。

所谓“贴金”是区别于“绘金”的一种立体感更强的工艺。讲解时，导游给大家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大家不防想象一下生日蛋糕上的立体图案和生日祝语是怎么做上去的，两者异曲同工。导游还专门找了一处墙壁，从侧面用手电照给我们看，“贴金”工艺跃然墙上，令人叹为观止，难怪每凿一窟少则数年，多则十数年时间。

//第16-17窟 背屏式影窟（晚唐）

16窟是大型背屏式洞窟，主室中央设马蹄形佛床。佛床上的彩塑后代历有修复，今天看到的是出自清人之手。清代的彩塑壁画艺术水准已江河日下，向来不被看好，导游介绍时，往往一带而过。当然，这其中或多或少也受到文物唯年代久远论观点的影响。

16窟窟主是晚唐高僧洪辩（原字为上“巩”下“言”，与“辩”为通假或异体字，今印刷体多用“辩”）。洪辩法师俗姓吴，幼时即出家，学养丰厚，通晓吐蕃语，转译佛经，精通佛法，因助张议潮推翻吐蕃统治，收复敦煌及河西，后被唐王朝敕封他为“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兼河西释门都僧统知沙州僧政法律三学主教”并赐紫衣，统管吐河西地区的佛教事务。

洪辩圆寂后，其弟子为纪念其大德，遂在16窟甬道北侧壁凿窟为其建“影堂”，属纪念性建筑，这就是17窟最早的由来。

17窟外墙壁画上的划痕是当年遭风沙掩埋，以及后来清理时留下的印记。实地参观时就是从个角度看过去。

洪辩身后壁画绘于何时，已无从考证。画中绘有菩提树两棵，树枝上悬挂着净水瓶和布袋，画中人物右侧是持对凤扇的比丘尼，左侧是执杖执巾近事女，两者应是洪辩生身前的侍者。

这是洪辩的真实纪念像，体内装有他的骨灰袋。像高 0.94米。塑像虽历经一千一百余年，但保存完好，是十分珍贵的高僧真容彩塑作品。洪辩和尚端身正坐、巍然不动，仿佛正从一次甚深禅定中返回。他平和、坚毅、自信的眼神恰与这一批又一批中外游客的好奇目光相遇、对照。

在洪辩像的西壁还嵌有一通石碑，即洪辩告身敕牒碑，为揭开该窟的迷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窟顶的建筑形式在这张资料照片上也清析可见。

二、藏经洞的封存

17窟后于宋、西夏之际（公元十一世纪初）被封存，大量佛经、佛画、法器和其它宗教、社会文书文物被秘藏于此窟，然后砌墙封门，表层饰以壁画，从此17窟在大漠中沉寂了九百多年。

由于缺乏明确的记载，我们还无法确知藏经洞封存的原因。有学者提出了僧团为躲避战争侵扰而封存法物的“避难说”；也有学者提出了“废弃说”，认为藏经洞文献是敦煌寺院历代保存的陈旧法物，由于佛教对“法宝”尊崇备至，其封闭保藏是基于佛教传统的处理方式，不具特殊历史意义；还有学者提出了“替代说”，宋代前后，随着佛经样式的演进，折叶式的刊本经卷逐步替代了古老的卷轴式经卷，因此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予以封存。

根据个人掌握的资料，我认为“避难说”可信度较高一些。因为当年洞里文物只是集中堆积到一起，而并非有规律的码放。特别有些文物并非是当时的正式文本，而是类似于草稿，比如有的是在佛经的背面写写画画，字迹也潦草模糊，显然不是成品之作。种种迹象表明，洞内文物的封存颇有仓惶之际，不择粗细真伪之嫌。

三、藏经洞的发现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5月26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下寺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今敦煌研究院编第16号洞窟的积沙时，沙出壁裂，发现一个隐藏的密室，密室内部密密匝匝地堆满了成捆的经卷、文书等文物，这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敦煌藏经洞，现在编号为莫高窟第17号洞窟。正因其惊世的发现，使得藏经洞的名字比起窟主洪辩影窟更广为人知。

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五万件，历时七个世纪（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上起晋代，下至宋初，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七百年间连联相续。

藏经洞文献又称敦煌遗书，其中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四部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典当买卖契约，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学、史地、医药、科技、民族、宗教、艺术和民生等各个领域。文献中除大量古汉文写本经卷外，还有古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八思巴文、契丹、女真等多种古文字写本。除了文献之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意义重大，与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一起被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

实地观察时确实有幸看到了藏经洞，但洞口镶一不相称的铁门，只能隔着门和层层人头远眺一下对面墙壁，好象有尊座像和壁画，其余就无从知晓了。实地看到的洞窟感觉很小，特别是进深，好象还不到一米的样子。当时都很纳闷，这么小的地方到底是怎么放下5万件经书的呢？

根据从敦煌数字中心带回的《敦煌石窟》一书介绍，“此窟高出地面，门高1.84米，窟内地面近于正方形，东西两边各长 2.7米，南北两边各长 2.8米，壁高近2.5米，窟顶为覆斗形，窟顶距地面约3米。正壁(北壁)有一与壁面联结的禅床式低坛，高0.45米，东西长1.78米，南北宽0.85米，沿北壁向下又凿出一个长方形凹坑，坑深0.48米，东西长0.98米，南北宽0.75米，坑内四壁平整，洪辩塑像即安置在此坛上。”

想必书中提到的低坛及长方形凹坑在铁门外面是看不到的。我大致算了下，17窟整个空间大约是3.7（长）X3.6(宽)X3.5（高），这样看来，放下5万件文物还是有可能的。

四、文物的流散

藏经洞的发现使得17号窟在尘封近千年后，继续书写新的传奇。而包括藏经洞在内的莫高窟诸多文物的命运，使得这一传奇故事倍加曲折，令人扼腕，痛惜不已。

莫高窟下寺道士王圆箓，藏经洞的发现者。斯坦因摄，1907年。

藏经洞发现后，消息不胫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写本、佛画等分赠给敦煌县令汪宗翰、肃州兵备道官员廷栋，当时的甘肃学政高级官员叶昌炽很快也得到了下级进贡的经卷。藏经洞文书开始了最初在国内流散的过程。

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颓势难挽的末期，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运费无从筹措之由，未能将藏经洞文献及时归档保存，只是草率的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过问。

1900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清廷腐败无能，政权风雨飘摇，国无能御敌之兵。六月，美、英、法、德、俄、奥、意、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八月京城陷落，皇室出逃，大批国宝、文物被肆意破坏、掠夺。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时间几乎与此相同，敦煌遗书连同中国大地的众多珍宝，正是在这混乱时期频繁遭到列强探险家的巧取和掠夺。

1905年10月，俄人奥勃鲁切夫从内蒙古黑城遗址挖掘之后，赶至莫高窟，以五十根硬脂蜡烛为诱饵，换得藏经洞写本两大捆。其中既有几个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婆罗谜文手稿。这是藏经洞文书流失于外国人的开始。

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巧名布施，以白银一百八十两哄骗王圆箓，获取经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暂存在安西县政府达数月之久，竟无人过问。

斯坦因曾四次赴中亚探险。第二次于1907年到莫高窟，在师爷蒋资生（又名蒋孝琬）的帮助下，利用王道士的无知，廉价骗购藏经洞出土文物。

“师爷”即幕僚，相当于今天的高参，学识经验颇丰。斯坦因第二次中亚考查队来到新疆时，蒋资生被聘为中文翻译兼助手，为其在中国疏通人际关系、探寻文物古迹、处理日常事务、记录整理文物做了大量工作。

斯坦因能够从王道士手中骗得大量的藏经洞写本，其中蒋资生起了极大的作用。以他的常识和经验，他应该不会不清楚藏经洞文物的价值和不可替代性。从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蒋资生是一个地道的文化罪人。如果说王圆箓的过失在于其愚昧无知，那象蒋孝琬之流就是十足的吃里扒外了。这背后的交易无非是金钱和人心在作怪。

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以白银五百两，获取写本、印本、文书、绢画等六千卷，并首次系统拍摄莫高窟照片数百张。由于伯希和通晓汉文，他获取了藏经洞中学术价值最高的经卷写本和绢本、纸本绘画，目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和吉美博物馆。

                              伯希和

1908年伯希和考察队在莫高窟第427窟前

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莫高窟，用银五百两，再次从王圆箓手中获取经卷约六百件。斯坦因两次获取藏经洞文物共计万余件，现分藏于伦敦的英国博物馆、英国图书馆和印度事物部图书馆，以及印度新德里的印度国立博物馆。

1912年初，日本大谷探险队在莫高窟滞留八周，从王道士处密购藏经洞文物四百余件。

大谷光瑞为日本佛教净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探险队曾三次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探险活动。

大谷探险队成员 吉川小一郎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获取写经四百余卷，带走莫高窟塑像两尊。

此外，在444窟还留下了其臭名昭著的题记，简直无异于猫狗在此撒了一泡尿，以宣誓自己的“领地”。

吉川小一郎在444窟刻画题记：“日本京都吉川小一郎  阴治四十四年十月二十日”

1914年，俄国奥登堡考察团在莫高窟停驻五个多月，测绘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图，临摹绘画数百张，拍摄照片约三千张，还剥走了一些壁画，拿走多身彩塑，带走莫高窟南北区清理发掘出的各类文物一万余件，加上在敦煌当地收购大批文物和各类绘画、经卷文书二百余件，装满了几大车。现分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俄奥登堡考察队劫走的部分文物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至莫高窟，在藏经洞文书已被瓜分殆尽的情况下，用化学胶水剥取壁画二十余幅，以白银七十两，获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华尔纳又一次组织考察队至敦煌，因敦煌民众的反对和官方阻止，大规模盗剥壁画的阴谋才告破灭。

以下是华尔纳剥取壁画的部分罪证：

华尔纳的罪行远不止于。

值得注意的是，1909年，伯希和携带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到北京展示，引起罗振玉等中国学者始知藏经洞之事，乃力促清学部电令甘肃藩司查封石室，将所余遗书悉数解送北京。当1910秋运抵北京时，沿途又遭地方官吏窃夺，其余8697件藏于学部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经经层层精选与私藏后，所剩精品无几。关于这段历史，在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中亦有提及，痛惜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藏经洞的文物流散还有哪些故事？又引起我们什么样的历史反思与追问？敬请期待《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文物流散与劫后反思篇》

附录：
《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序）》http://www.yuexiamen.com/note-46172.html
《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1、莫高情缘篇》
http://www.yuexiamen.com/note-47460.html
《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2、参观莫高篇》
http://www.yuexiamen.com/note-47930.html
《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3、传奇藏经洞篇》
http://www.yuexiamen.com/note-49759.html
《丝路行之情系莫高窟——4、文物流散与劫后反思篇》
http://www.yuexiamen.com/note-510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