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溥仪给胡适打电话:你猜我是谁？

1922年5月17日，刚在皇宫安装了电话的废帝溥仪，心血来潮，翻着电话本，到处给人打电话玩。他想起了他的洋老师庄士敦跟他提起的白话文运动的领袖胡适，想听听这个人“用什么调儿说话”，便拨通了胡适家的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胡适本人。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回忆了当时他们通话的情景：（《我的前半生》）


“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对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胡适日记全集》第三册）


那年的阴历五月初二，就是阳历5月30日。此外，在约定时间时，胡适也很细心，他们选择了宫中休息日见面。17岁的废帝溥仪对胡适感兴趣，是因为他对当时风靡一时的白话诗有兴趣，而胡适恰恰是提倡白话诗最力的人。


七天之后，也就是5月24日，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先去拜访了溥仪的洋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当天的日记中，胡适写道：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对溥仪独行其是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六天之后，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1922年6月6日，也就是这次拜访七天之后，胡适写了一首小诗《有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诗中胡适写道：
咬不开，敲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后来，胡适在这首诗旁边还特意加了一个注释：“此是我进宫见溥仪废帝之后作的一首小诗，读者定不懂我得我指的是谁。”


新文化的思想领袖与旧制度的帝王见面之后，舆论方面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一方面，忠诚于清朝的遗老对溥仪不满意。对此，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说：
他（胡适）走了之后，我再没费心去想这些。没想到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


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欢胡适并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青年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为平息舆论，胡适只好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文中，在讲述了两人见面的情形之后，胡适辩解说：


“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希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晨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者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有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胡适礼节性的拜访溥仪一事，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值得可说的地方在于：因这次拜访，许多青年人都对胡适不满，这种不满背后所隐藏的心理动因，是值得审视的。


1920年代是革命逻辑开始的年代。通过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看出革命背后潜藏的思维逻辑。在那些激进青年看来，道不同不相为谋是理所当然的。你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能够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最好的方式应该是胡适与溥仪划清界限。如果说，胡适关注更多的是一个叫做溥仪的十七岁的少年的话，那么激进青年的关注点则更侧重于溥仪背后的皇权的象征意义。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胡适在《宣统与胡适》一文那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的话广受非议。


一个权力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特殊公民而已，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刚刚废除帝制的年代里，许多人还是认为胡适有做帝王师的念头，这就使那些原本崇拜胡适的激进青年对他大失所望。这件引起风波的插曲，恰恰反证了时人背后帝制思想的残留。


鲁迅在《而已集·小杂感》中有一名言：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全集》）


接着鲁迅这话，我想说：当时中国人的想象不仅在性爱联想方面格外发达，在关于皇帝的想象方面，似乎也格外发达。他们仿佛一想到皇帝，就立即想到专制，想到奴役，就要打倒。这种心理，注定了那个时代实行“君主立宪”的艰难。君主立宪的关键在于立宪而非君主，但当时的中国人似乎一看到“君主”两个字就本能地警惕了，这种前提下，要想实行君主立宪，实在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当时人们的这一认识，也为1924年冯玉祥违背契约、强行将溥仪驱逐出宫提供了民意基础。1924年，当冯玉祥将溥仪驱逐的时候，舆论几乎一边倒地站在了冯玉祥一边。


这次事件中，虽然胡适明确指出冯玉祥违背了契约精神与法治理念，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关心程序正义的问题。用暴力威胁的方式，强行没收了一个手无寸铁的皇帝的家产，完全违背了民国建立时与清朝订立了契约。一方面，这导致了民国政府的信用危机；另一方面，这种行为本质上就是对私有财产的强制掠夺。因此，完全可以将这次行为看做是后来“打土豪，分田地”的预演。


胡适为溥仪辩护的声音成了少数，从侧面反映了思想启蒙的紧迫性。仅凭胡适与溥仪的一次拜访，很多人就已经认定胡适有做帝王师乃至复辟的念头。吊诡的是，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鲁迅恰恰也是这样来认定胡适的。


1931年10月，上海《申报》登载了“蒋召见胡适之丁文江”的新闻。看到这则新闻之后，鲁迅对胡适非常失望。他在《二心集·知难行难》中用小说笔法写下了一则讽刺胡适的文字：


“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


当‘宣统皇帝’逊位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


见过以后，也奇怪，人们不知怎的先问他们怎样的称呼，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现在没有人问他怎样的称呼。


为什么呢？因为是知道的，这回是‘我称他主席……’


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二心集·知难行难》）


这篇文章，完全以胡适见溥仪时的对话来臆测胡适与蒋介石的对话。其背后的讽刺意味不言自明。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申报》的这一则新闻完全是假新闻，蒋介石与胡适在1931年并没有见面，他们正式见面的时间是1932年。


鲁迅建立在假新闻基础上的对胡适的讽刺，更多的是文学性的想象，距离事实甚远。如果通过鲁迅的这段文字来认识胡适，难免失真。但也可见“去见溥仪”这件事到底还是给胡适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


不过，拿鲁迅对胡适想象性的讽刺这件事，来对照其上面讽刺中国人想象力丰富的名言，似乎是“知易行难”了。（本文作者胡适迷林建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