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道临:七条琴弦谁知音
王文娟
从学戏的那天起,我挑起了养家的担子,打定主意要先把弟妹培养成人。直到两个弟弟如愿考上了大学,我才觉得也该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此时,黄宗江这个“大媒”出现了,他与道临是总角之交,也是我在总政时期的同事。那是1958年春,黄宗江住的作协招待所里,玉兰大姐陪着我,黄宗英陪着孙道临,黄宗江很正式地替我们做了介绍。很快三个“媒人”就聊得热火朝天,我本来就内向少言,意外的是,道临也很少插话。
从招待所出来,道临送我回家,沿着淮海路慢慢地走着,他先打破了沉默:“我看过你演的《梁祝》和《西厢记》……”我随口问:“哦,你觉得戏怎么样?给我们提提意见。”他倒也不客气,滔滔不绝,让我有些吃惊,没想到他竟是做足功课,有备而来,更没想到他对艺术对表演的见解,常常与我心中想的不谋而合。
道临开始给我写信,常常是我的回信还没寄出,他新的一封又到了。我母亲喜欢看道临主演的《渡江侦察记》,心里先默默相中了这个“未来女婿”。当时,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大堆观众来信,都由母亲先看,所有被认为有求爱嫌疑的来信,母亲统统都扣了下来,但凡是落款上写着“孙”的,母亲便不拆,等我回家,才笑眯眯地交到我手里。
两个人都在上海的日子,他便会约我一起散步,他说起自己的家世,年轻时的坎坷经历,他父亲是留学比利时的工程师,从小家教极严,严格过着循规蹈矩、一丝不苟的生活。早在崇德中学念书时,他就受同窗好友朱迈先等人的影响加入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奉命转入地下工作,担任北平“民先”的负责人,随后进入燕京大学哲学系就读。由于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他也受到怀疑被捕,所幸一直未暴露身份,也未给组织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他曾多次设法联系党组织,却始终未果。
白天见面容易被人认出,我们只能晚上在僻静的马路散散步,一直走到深夜,他送我回家,到了门口却又不走,我说,那我送你,于是两人折回到武康路,到了他家门口,他说,还是我送你吧。
就在我们的恋爱即将水到渠成时,意想不到的阻力出现了。双方单位政审时,有领导找我谈话:“孙道临过去的事,你知不知道?那是严重的历史问题!”我连忙解释:“他跟组织汇报过的,再说那不是他的错呀,又没有给组织造成损失……”领导显然非常不满意我的表态:“你是新党员,在政治上一定要站稳立场。” 话语中暗示,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坚持结婚,我可能要考虑退党。我一下子懵了,“退党”意味着什么,那个后果,无论我还是他,都承受不起。 我每天心事重重,辗转难眠,食不知味,终于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会加重两个人的痛苦。
那一晚,我第一次主动约道临出来。或许是有了预感,当我把一包信还给他时,他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我的意思,默默接过信,靠在街边的梧桐树上,仰头流泪……这个场面一下子击溃了我,满心酸痛噎住了咽喉。一路无语送他到家,我心乱如麻,脚步也不由自主地绕到两个人以前常走的路上,过了很久才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道临也跟了出来。
过去演戏时,我总是反复揣摩人物如何才能感觉到爱上了那个男主角,等到真正经历过这一切才知道,当你会为了一个人心痛时,答案自然就在眼前了。
心意既明,又何需犹豫,我决定到他家去看他。我在书桌前坐下等他,一眼看到桌上放着一叠以前我写的信,有些句子下面,还仔细地用红笔划了线。“真是个书呆子……”我又好气又好笑,眼泪却忍不住落了下来。
结合既不能,分开又不忍,我们选择了等。那年,他已经40岁,我35岁,在一般人认为等不起的年纪,我们决定要继续等待那个似乎遥不可及的一线希望。
我和道临的痛苦纠结,关心我们的好友都看在眼里,张瑞芳大姐把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周总理和邓大姐。秋天,我随剧团到北京,邓颖超大姐专门打电话邀我去西花厅。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事后还想方设法找过组织。解放后他各方面表现都很不错。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顾虑,继续好好为人民工作。”我除了点头,一下子竟反应不过来。看我呆呆地愣在那里,邓大姐拍拍我,笑着说:“道临是个好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我这才猛然醒悟,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从北京回来,我迫不及待地去找道临,他当时的反应竟有些不敢相信,再三确认之后,他半晌才冒出一句话:“那是不是说我们可以……”。
2005年盛夏,道临重病住进华东医院。我连日在家与医院之间来回奔波,发起高烧持续不退,也只能住院治疗,我在十楼,道临在九楼。我本来瞒着道临,但他两天没有见到我,就知道我一定出事了……那时他身体十分虚弱,还是抱了一只西瓜颤颤巍巍地上楼,蹒跚着来到我的病房,坚持要喂我吃西瓜。
人生如旅,终究还是难免一场送别,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最终,是我送别了道临。这一路上,我见识了许多风景,但最重要最不可替代的,永远还是那一个能够并肩同行,能够分享悲喜的人。 |
|